文/陆晋渊

浙江国傲（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律师事务所

    2022年7月21日，一张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的照片瞬间引发了各大网络平台的热议，无数网友发文痛斥这种忘记国耻的行为。这些日军战犯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在二战结束70多年后，在深受日本法西斯伤害的中国南京，居然还有地方“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是对包括南京人民在内全体中国人的严重挑衅和伤害。

    “南京发布”当夜通报，责成玄武区民族宗教局撤换传真（俗名李义将）玄奘寺主要负责人职务，责成玄奘寺停止日常活动，会同相关部门对其进行整顿。

    7月24日，南京市委市政府调查组通过“南京发布”再次通报，吴啊萍已刑拘，玄奘寺相关人员、宗教管理部门相关人员被处理。

一、案件经过

    2017年12月18日，吴啊萍到玄奘寺要求供奉牌位，并在登记表上填写“松井石根、谷寿夫、野田毅、田中军吉、向井敏明、华群（美国人明妮·魏特琳）”6人名字。

    当值僧人灵松（1979年9月生，初中辍学）询问被供奉者是其亲属还是朋友，吴啊萍谎称是其朋友。寺庙按照每个牌位每年100元标准、供奉5年共收费3000元，灵松开具了收据，注明供奉时间“2018—2022”，随后在黄色牌位纸（9×4厘米）上写下标注“友”字的6人名字和“吴啊萍”落款，塑封后摆放于地藏殿的“往生莲位”区第15排7—12号位，距地面高度约3米。

    2018年底，玄奘寺对地藏殿进行修缮，陆续将牌位全部撤下。2021年12月地藏殿修缮完毕后，牌位被摆回原处。

    2022年2月26日，一名女信众到玄奘寺地藏殿寻找自己供奉的牌位，僧人庆玄、禄玄与几名游客一起帮助寻找，发现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一游客拍下照片。庆玄随即撤下5名侵华日军战犯牌位，当晚将此事告知住持传真，传真要求严禁外传，此后一直未向上一级单位报告。

    2022年7月21日，该游客出于爱国之心，觉得不应该让如此劣迹继续隐匿于世，于是将此照片发布在互联网上，顿时掀起了满城风雨，聚集了全社会的目光。

二、“吴啊萍”构成寻衅滋事罪吗？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这里的行为主要有四种，和吴啊萍贴合的只有第四种“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定罪的逻辑是把网络理解成了公共场所，把供奉牌位的行为理解成了起哄闹事。

    但是在网络空间上起哄闹事，并造成了网络空间秩序严重混乱。那相应的行为就应该是在网络上发表不当言论，辱骂攻击他人、引起对立等等，进而导致了网络空间秩序的严重混乱，这样才能构成寻衅滋事罪。而吴啊萍供奉牌位的行为并没有直接引起网络空间秩序严重混乱，而是网友将此照片发布在互联网上的行为，引起了全社会对此事的关注。所以，吴啊萍是否实施了“起哄闹事”的行为，还有待争议。

    那么，清华大学法学院张明楷教授对第四项是如何解读的。“起哄闹事行为，应当是具有煽动性、蔓延性、扩展性的行为，而不是单纯影响公共场所局部活动的行为。比如，甲乙两人在电影院看电影时，因为争座位而相互斗殴的行为，就不能被评价为起哄闹事。”如果从本案局部来看，吴啊萍供奉的牌位摆放在地藏殿的“往生莲位”区第15排7—12号位，距地面高度约3米处。或许其行为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并不容易被发现。但是，从全局来看，寺庙作为公众场所，其摆放牌位的行为显然是具有可发现性和蔓延性的，从结果来看也是如此。这样来看，认定吴啊萍实施了“起哄闹事”的行为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守护民族情感是目的

    “吴啊萍”案对于吴啊萍个人而言，需要承担的是法律的制裁。但是对于包括南京人民在内全体中国人而言，需要守护的是我们共同的民族情感。两者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正如六祖惠能祖师所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边无量罪。”日军战犯犯下的累累罪行，侵害的不仅是被害同胞的生命，而且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难以抹去的伤痕。网友民族情绪的高涨，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民族自觉的象征。守护这样一份最基本的民族情感，是我们得以前行的根脉所在。

 

    “我们不要以为，可以用冷冰冰的理性的规范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情感之中。我们不是恰好拥有了一份欢乐，或者拥有了一份悲哀，而是当我欢乐的时候，我就是这份欢乐，当我悲哀的时候，我就是这份悲哀。而不是我有一个冷冰冰的与情感无关的‘心灵的实体’此刻恰好处于欢乐或悲哀的状态。”所以，用法律制裁吴啊萍仅仅是手段，共同守护我们受伤的民族情感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