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兰

　　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法治”主张的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对“法治”是这样解析的，他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一是国家必须有制定好的良法；二是国民必须守法。两件事同时达到，国家才称得上是“法治”。这也就是所谓的“良法之治”。作为律师，常在思考：“良法”与“守法”之间，应该还有座桥梁，这就是如何才能知法。只有知法，方能守法。
　　普法，犹如一只隐藏之手潜伏于“良法”与“守法”之间，需要两者默契衔接，又犹如锋利之刃尖插于中间，需要两者承上启下。法之普，言而喻，即面之广。
　　时下的中国，法已日趋于良。与此同时，中国人对法律的认知，也早已超越了“你不准干什么”的纯义务宣示层面。随着法律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公众与法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无论感受如何相异，起码反映了公众对法的需要。公众甚至开始关注什么是法、什么是公民民主权利、什么是法治等问题的探究，这种关注与探究呈海潮汹涌之势。普法，是摆在司法人面前的一道雄关。
　　要普法，就要根除中国人5000年积淀下来的对法律的神秘感、恐惧感和冷漠感；要普法，就应在司法层面上进行司法独立与公正的有效改革；要普法，就要求把立法与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要普法，就要把法律融入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达到有法则通、无法则毁的程度。
　　如是，我们就能唤起人们对法治的理想和敬法、守法的热情，才能激发民众对民主法治事业的信心、决心和雄心。